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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18日　《妈妈米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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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01日　《木乃伊3》

08月01日　《其实你不懂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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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文学的雅与俗

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问题，其实就是艺术的雅与俗问题。阳春白雪是高雅的，下里巴人则是通俗的。

文艺作品是适应人们的精神需要创作出来的。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一个需求理论，说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个理论解释起来有点麻烦，我们可以把人的需求简单粗暴地分为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显然，文艺作品满足了人们的精神追求。

人的精神需求也是分层次，一般来说就可以分为高雅和通俗两个层次。这就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雅与俗，从字面上讲，前者指高尚美好，后者指平凡通俗。显然，通俗是低层次的需求，几乎人人都有这种需求。与之相对的，高雅就是较高层次的需求，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其常常是少数人的专利。

文学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就是一种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存在。于是，文学有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之分。

我们先说大众熟知的通俗文学。

通俗文学根本的审美特征在于通俗性。因为通俗，接地气，所以，通俗文学很容易为大众所接受，所喜爱，往往具有庞大的读者群体和广阔的市场。由此，通俗文学就得了许多个别名，比如俗文学、大众文学、消遣文学、消费文学、娱乐文学、畅销文学等。显然，这些称呼是略含贬义的，但却充分体现了通俗文学之通俗性，也表明了它们作为文学市场上香饽饽的事实。

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但文学确实已经成为了一种在市场上售卖的“商品”。诚然，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文学是人们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方式，讲究“我手写我心”，就像公鸡打鸣，母鸡下蛋，是一种自然的行为，与商品，与市场没有关系。

但是情况已经变了，资本改变了这一切。不得不说，资本的力量真是强大，世界上恐怕没有多少力量能真正和资本抗衡的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要受到资本的影响，文学也不例外。曾**人的骄傲，也不得不进入了现代资本运行的轨道，成为市场上的“商品”。

试想一下，市场上的商品，怎样才吸引人呢？当然是新奇的、好玩的、娱乐性的、用起来很简单的东西才吸引人。有多少人会去买个示波器分光计之类的东西呢？同样的道理适用于文学。

通俗文学最明显的特点当然是通俗性。通俗文学的通俗性首先表现在它的内容是通俗的。以宋元话本小说来说，当时的现实生活变成了民间的新闻传说，然后成为话本小说内容的基本来源，因此，爱情、公案两类作品最多。作品歌颂了市井细民为爱情斗争、追求幸福生活的历程。可见通俗文学的内容是与人民大众密切相关的。通俗文学在表现形式和语言特点上也是通俗的。其结构形式清楚明了，如章回小说就继承了话本小说的特点，通俗易懂。通俗文学的语言是在群众语言的基础上提炼加工而来的，保留了群众语言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口语化、个性化的特点，尤其是俗语的大量应用，生活气息相当浓郁。当然，通俗文学的通俗性并不排斥文学性，通俗并不等于庸俗。

但是，现在的通俗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却有着一种庸俗化的趋势。表面看，现在很多通俗文学也是“贴近生活”的东西，比如青春爱情、都市职场之类。但是这里的“贴近生活”却不得不打上引号，通俗小说的“贴近生活”其实是“伪贴近生活”，创造的时候一个虚假的世界。表面上看以现实生活为基本设定，实质上却是远离了生活的幻想的东西，其创造的是一个与现实世界脱离干系的平行世界，比如极品校花、霸道总裁什么的。还有之前火过一阵的《欢乐颂》，几个财富、阶级、学识、价值观不同的女人住在一起上演的故事，也是足够魔幻的。

这就引出了通俗文学的又一大特色：富于传奇性。通俗文学喜欢趋新追奇，即使是以现实世界为设定的作品，为了使故事富于传奇性，于是就脱离了生活。通俗文学传奇性还体现在它的题材上，它喜欢写一些带有传奇色彩的怪东西，比如玄幻修仙、奇幻神秘之类的。为了适应读者的审美要求，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理，通俗文学往往故意提高故事情节的传奇性，使情节的发展以奇制胜，以奇取胜。

当然，并不是说传奇性就意味着离奇古怪、不着边际，而是要合理运用虚拟、夸张等艺术手法，通过典型化途径将生活集中概括起来，做到既奇又真，既真又奇，如此，也能取得很高的文学价值。明清时候的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传奇的色彩就很浓厚，但是我们现在将它们合称为“四大名著”，足见其在**文学史上地位之高。

除了通俗性和传奇性，通俗文学的又一个特点就是娱乐性。通俗文学所担负的使命主要是娱乐，满足读者“娱心”的消费观念，使人们短暂地从烦恼琐屑的人生中超脱出来，获得心理愉悦，甚至某些作品还能带来生理上的**。因此，惊险、**、悬疑、浪漫的通俗文学往往为大众喜闻乐见。试想，辛苦了一天，下班回家，有多少人还愿意去做一些费脑筋的事情呢，当然是找一些轻松娱乐的事情来做了。尤其是在如今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时代，娱乐性的东西就更重要的了，所以现在娱乐业是一个很赚钱的行业，小说就是一种不错的娱乐方式，很多人的生活乐趣主要就是晚上的修仙了。

通俗文学的娱乐性给人带来极大的阅读**。这种阅读**对置身于高强度、快节奏以及沉重工作压力下的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人来说，毕竟提供了一条可供休息的途径，而且是成本十分低廉的途径。人们因此可以大大缓解其心理紧张和内在焦虑，一日不修仙，真的是浑身难受。

通俗文学的娱乐性加上通俗性和传奇性为其商业性提供了生长点，通俗文学往往具有很强的商业性。资本是逐利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家把追逐利润作为物质生产的根本目的，并要求精神生产一样为资本家带来利润。于是在资本的运作之下，文学也开始具有逐利性。早前，文学是不具备直接功利性的，但这一切已经被资本所改变了。

资本的逐利有时候不择手段，这导致通俗文学有时也会染上污点。有不少通俗文学作品里会掺杂一些低级、庸俗、血腥、色情等不怎么健康的成分，尽管主流舆论对此类不健康的东西持批判态度，但是“很黄很暴力”的内容确实很吸引人，因而总是具有广阔的市场，非但无法完全禁绝，反而借助互联网有着愈演愈烈的态势，但愿不谙世事的少男少女不要受到毒害。

对于文学作品的评论，可以从多个角度入手。按照美国文艺学家艾格拉姆斯的说法，就是文学四要素：作品，作家，世界，读者。

这里，我们从作品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通俗文学。

首先应当明确，通俗文学对“世界”是不忠实的。不论这个“世界”是客观的、外在的、物理的“世界”，或者是主观的、内在的、心理的“世界”，通俗文学对于“世界”总是持一种超越的态度。通俗文学不以“世界”为蓝本，它不以真实见长，不拘泥于“世界”的本来图景，不认同“世界”的本真，它所虚拟的人的“世界”是对人们生活的一种调剂、一种慰藉、一种陶醉，它甚至运用奇特的想象、隐幽的神秘和将感情推向极端等手段，向理性主义的限制发出挑战。记住，不要试图在虚幻的世界里寻找真实，有时候，作者为了讨好读者，真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需要明白，武侠小说中那些侠骨柔情、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英雄好汉；劝谕小说中那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言情小说中那些天下有情人经过种种磨难最终皆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修仙小说里那种废材男主升级打怪修炼成仙；霸道总裁爱上你然后百般宠溺过上幸福生活……这样的故事，满足一下自己的幻想就好了，别太当真。那些都是牺牲“世界”本身的真实性和复杂性，而极尽虚拟之能事的人造的梦幻的“世界”的表现。从这一点来看，通俗文学其实也可以称为“逃避文学”或者“脱离现实的文学”，这是很有道理的。然而总有一些人企图在这样的作品里寻找“人生经验”，总结“成功之道”，想想也真是够魔幻的。

当然，我们说通俗文学对“世界”采取一种超越态度并不是说它完全脱离了“世界”，而是说它对“世界”采取一种扬弃、改写、添加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它对情节的制造和安排上。一般说来，只要称得上通俗文学的，不论是武侠小说、劝谕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玄幻小说，耽美小说……其情节具有起伏跌宕、生动曲折、紧凑集中、不枝不蔓的美学原则，很少有高雅文学中的“闲笔”、“衬笔”，看起来就很爽，于是就有了“爽文”的说法。

通俗小说的某些情节来自现实的“世界”，但并不等同于现实的“世界”，是一种夸大了的“世界”。它试图用世俗化的理想来弥补人生的缺憾。从这个意义上讲，通俗文学似乎是一种富于理想色彩的文学，有着于浪漫主义文学相近的品格，所不同的是它更符合普通人的善良本性和愿望乃至欲望，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不与我们真实生活的世界充分相等的“平行世界”，一个充满想象，充满梦魇、满足人们白日梦需要的“世界”，一个能带给人**的的娱乐世界，与儿童文学里存在的童话世界类似。

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通俗文学除了供人消遣娱乐之外就没有其他用处了呢？倒也不是。

通俗文学虽然以娱乐为主要特征，但并不能因此就否认它的思想性和教育性。鲁迅先生指出：“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

在优秀的通俗文学中，其娱乐性和思想性教育性都是统一的，并将其思想和教育意义灌注到娱乐中。比如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郭靖，《笑傲江湖》中的不为虚名、不为权势、不拘俗礼、放荡不羁的令狐冲，《还珠格格》里善良正义活泼可爱的小燕子等等，都具有比较明显的思想性和教育性。所以人们对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琼瑶的言情小说赞誉颇多。

不过，通俗小说的教育意义和思想性终究是比较弱的，很多通俗小说甚至没有什么思想性和教育性可言，纯粹就是讨好读者，为其提供某种“愉悦”“**”，满足其幻想。还是希望读者朋友不要把通俗文学里的内容太过当真，不要过度沉湎于小说中的罗曼蒂克，不然现实生活的一地鸡毛可能会让你更加痛苦。

通俗文学我们就说到这里，下面我们来说说高雅文学。

一般说来，高雅文学的特点是高雅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文学对“世界”是忠实的。这种忠实不仅表现在它按照“世界”的面目再现和表现“世界”，而且表现在它逼真地描写和刻画“世界”的面貌、、形态、情状。而通俗文学对“世界”是不忠实的，不论这个“世界”是客观的、外在的、物理的“世界”，或者是主观的、内在的、心理的“世界”，它对于“世界”持一种超越的态度。这时两者最大的不同。

高雅文学以揭示“世界”的真实为至上追求，竭力按照“世界”的固有样式再现和表现“世界”，所以它一般既不屈从于富于同情心的读者的善良本性和美好愿望，又不妥协于公众的传统道德，也不会因为遵从普遍推崇、认可和接受的思想观念、价值评判和流行时尚而牺牲、削弱自己对于“世界”的真实的独到的发现与揭示，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即是如此。而通俗文学则会想方设法讨好读者，对世界进行扭曲的描写以满足读者的幻想，其通常都是正义战胜邪恶，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

高雅文学总是站在当时所能站到的思想高度对“世界”进行解剖和分析，肯定和赞美有价值的东西，否定和批判无价值和负价值的东西，努力超越世界平庸、琐屑、灰暗的一面，用思想之光以及美学精神烛照它所面对的世界，竭力显示“世界”的真实。这一点在鲁迅先生的小说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祝福》里的祥林嫂，其悲惨的命运就是当时被旧社会旧礼教所压迫的的一个典型，鲁迅通过对祥林嫂悲惨命运的刻画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真实”，表达了对旧礼教的憎恨，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孔乙己》里对旧式知识分子的刻画，《阿Q正传》里对阿Q的刻画都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图景。

高雅文学在内容和思想上常常比通俗文学复杂得多。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鲁迅）。

在高雅文学中，常常既有欢乐也有血泪，既有玫瑰也有罂粟，丑和美，善与恶掺杂在一起，各种思想在其中不断冲撞，互相绞杀。有时候，读者看了半天，心里却揣着疑问，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

高雅文学的难点即在于此。习惯于阅读通俗文学的读者，往往很容易判断谁对谁错，它依据一种已被普遍接受的既有观念，善恶分明，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设定是很明朗的。而高雅文学常常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出判断的。它需要读者用心去领悟，用脑去思考，而且，没有答案可供参考，读者要有一定的洞察能力和判断能力，自己得出判断。也就是说，读高雅文学，是要动脑筋的。

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如今的社会是一个工业化信息化的社会，强度高、节奏快、压力重，这直接导致了人们在休闲方式的选择上更加倾向于轻松娱乐的东西，工作上用脑已经够多了。相比于电视剧、电影、综艺、游戏，阅读本就是一个较次的选择。即使真的选择阅读，人们也更加倾向于阅读轻松愉悦的通俗文学（比如轻小说，轻小说的轻即是轻松的意思）而不是有些沉重的高雅文学。尽管很多老师强调要阅读经典，然而学生时代真正能读下去的其实就已经不多了。踏入社会之后，读书的人本来就不多了，读经典文学名著的人就更少了。

这事儿挺可惜的。

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高雅文学能否变得为大众所接受?

我设想过一些可能，但最后都否定了。如今，娱乐多元化，文学的竞争对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比起阅读文学经典，人们有太多的休闲方式。

比如，影视。国产剧，美剧，英剧，日剧……现在国产剧的制作方式也足够简单粗暴的，大IP，小鲜肉，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能生产一部电视剧了，而这样的电视剧也总能受到热追，这也是蛮魔幻的。

比如，电影。国产电影和电视剧的制作思路挺像的，而且，有国产电影保护月，一点不慌，美滋滋。那么问题来了，《百鸟朝凤》这样的艺术电影为什么排片少到制片人下跪请求多排片，这事也足够魔幻的。莫不是商业电影的天下容不得艺术电影的生存空间。

比如，游戏。王者荣耀，球球大作战，绝地逃杀，英雄联盟……

还有，直播。近些年的资本宠儿，野蛮生长好一段时间，也是赚足了眼球。

终于，人们想起了阅读。然而目光却被网络小说的种种爽文，自媒体的各式鸡汤干货给吸引了去。

相比阅读高雅文学，人们有更多轻松的通俗的方式来消磨时光。对于多数人而言，阅读所能带来的愉悦，比起其他方式，差了太多。即使人们选择阅读，也常常不会选择高雅文学。通俗文学，尤其是网络小说，更能带给人**。

高雅文学的荣光早已不再。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物质生活的提升了肉体**的满足，人们的审美世界却日渐被芜杂的俗物塞满。

莫言获得了诺贝尔奖，然而他的作品销量不会超过《小时代》。（这可能是莫言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高雅文学想来是难以成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东西了。且不说原本就是作为高雅文学存在的作品，就是原本作为通俗文学的作品后来升格为高雅文学的，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能从头到尾看完原著的恐怕也不多。

这么漂亮的作品，没好好读过真是可惜了。

一件作品想要普及，必然得是简单浅显通俗化的，这样才能够比较容易地为大众所接受，毕竟，目前广大人民群众的认识接受能力摆在那里。而资本运作下的文艺生产活动，想尽办法讨好读者，也是更加助长了这种通俗乃至庸俗的风气，好的作品诞生了，阳春白雪，但它却成了少数人享有的东西，大家伙儿还是在那看着“下里巴人”，脸上笑呵呵好，心里美滋滋。

有人觉得这种风气不对，开始嘲讽，开始骂人，并形成了鄙视链，自以为高雅而瞧不起别人的通俗。这也是蛮有意思的。要知道，文艺的雅和俗并非泾渭分明，其界限仅仅是相对的，多数作品，俗中有雅，雅中有俗，并且随着时间的流变和接受者的不同而产生变化。西方人尊崇的莎士比亚，其作品中就有不少粗俗的东西。宋词，在宋朝时候与诗相比，是“俗”的东西，“诗庄词俗”，但在今天看来，宋词的艺术成就超过宋诗。还有我们的四大名著，早期也是通俗的文学作品，后来就被认为是高雅了。

某些人眼里所鄙视的俗物，将来其价值被挖掘了出来，是可以完成逆袭的。就算是之前我颇有微词的网络小说，其中也不乏精品。《悟空传》就是一部十分优秀的作品。

只是，这样的作品在纷繁芜杂的网络小说世界里终究只是少数，多数的网络文学作品，还是给人一种低级庸俗粗鄙脑残的印象，而且同质化现象严重，很多故事情节为了讨好读者，都成了套路，见过世面的读者一下子就觉得兴味索然了。

而资本的推动更是让讨通俗文学讨好读者的态势愈演愈烈，任由这种势头发展下去，也是挺让人担心的。这些年无数糟糕的国产电影电视剧已经给我们提了个醒，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可能我们以后天天都要受到各种垃圾作品的毒害了，那时候，我们的世界可能就充斥着各种“肉麻”“庸俗”使人**的东西，人们渐渐忘记了“美”的存在。这事想想也真是够可怕的。

想起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一段话：

我们确实应该做一点什么。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应该思考一下雅与俗的问题，使文学艺术得以健康发展，是那些美好的东西不至于丢失。

参考资料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5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2.刘安海, 孙文宪. 文学理论[M].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3.[美]艾布拉姆斯. 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1979.

论述美国成为世界新闻传播强国的原因

传播产业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产业。美国的传播产业政策经历了一个由管制到放松管制的变革过程。最近二十年来，在信息革命、全球化及本国传播产业不断成长壮大等多种因素的**下，美国政府采取了放松管制的手段，来促进国内竞争、提高全球竞争力、拓展21世纪的美国国家利益。

1998年5月，美国司法部和20个州(南卡罗莱纳州后来退出)联合提出诉讼，控告微软公司违反美国的反垄断法。在这场法律斗争尚未了结之时，另一震惊全球的巨型企业合并事件又在美国发生。2000年1月，新兴的网络公司美国在线(AOL)和老牌的传播公司时代华纳宣布合并，合并后的公司资产将达到3500亿美元。对于如此巨大的新企业在未来的市场中是否会形成新的垄断，全球网络及媒体行业忧虑重重，然而美国政府对这项兼并却表现出默认的态度。为何美国政府对上述两例事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姿态呢?个中原因令人深思。〔1〕如果深入分析一下事件背后的各种因果关系，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政府在传播产业政策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概括起来说就是——放松管制，以维持和扩展全球化时代的美国国家利益。

美国传播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石

美国传媒产业政策的制订、实施和调整，其依据主要有四个方面：意见市场理论(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Metaphor)、多样化原则(the Diversity Principle)、本地主义(Locali**)原则和普遍服务(Universal Service)原则等。〔2〕

“意见市场”是传播管制的基础性概念之一。〔3〕英美法律界、学术界和政界人士对它作了广泛而深刻的分析，这些分析大致包括两方面：民主理论的和经济理论的。理论方法上的差异直接影响着不同的政策目标。例如，对意见市场的经济理论的解释强调效率、消费者满意和竞争，而民主理论的解释则强调公众知识、信息充分的决策和有效的自治。在有关的争论中，经济理论的解释似乎更反对政府对传媒产业的管制，而民主理论的解释则呼吁这些管制。这说明不同的解释可能导致不同的决策。尽管一些研究表明，决策者们对意见市场理论的解释与他们的管制决策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是在这一理论的演讲过程中，它的经济理论层面却逐渐凸显起来。

意见市场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约翰·弥尔顿的著作。在这一时期它的主要内涵是：真理可经由意见的自由交换而达到，自我表现和自由思考的个人权利是十分重要的。但弥尔顿没有特别使用过“市场”这一术语。后来，意见市场概念逐渐发展为公民权利和有效民主的一种表达形式。其中起了推动作用的关键人物是约翰·密尔(一译穆勒)。1948年，美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米科尔约翰在《言论自由及其与自治的关系》一书中讨论了不加限制的信息流动是自治社会的基础。以上这些对意见市场理论的解释在美国**的决策中也反映了出来。例如在1945年的“美联社对合众国”案中，代表多数意见的布莱克**官在最高**的裁决中写道，第一修正案“倚赖于这样的假设，即来自不同的和敌对的渠道的信息的尽可能最广泛的传布是公共福利的基础，自由的报刊是自由社会的前提”。

意见市场隐喻的经济层面涵义是由霍姆斯**官对1919年“亚伯拉姆对合众国”案的法庭判决的著名的异议中第一次提出来的，霍姆斯断言“所欲求的最终的利益可经由意见的自由贸易更好地达到——真理的最佳的试金石是让思想的力量在市场上的竞争中来获得对它的认同”。在这里，霍姆斯使用了“市场”的字眼，暗示了高效的无障碍的经济交换与信息充分的决策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过，霍姆斯本人没能做到像道格拉斯**官在1953年那样清楚地表达和布雷南**官在1965年那样频繁地使用“意见市场”这一概念。布雷南在一次判决中写道，“如果只有卖方而没有买方，这将是一个荒芜的意见市场。”因而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市场隐喻已经成为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一个精确的描述。同时这也为对这一概念的更为严密的新古典经济分析打开了大门，罗纳德·科斯、布鲁斯·欧文等人都在字面意义上使用“市场”一词，即认为存在一个买卖信息、娱乐和知识产品的市场，按照供求规律进行交换；任何内容或意见，只要存在足够的消费者使之有利可图，就会有供给。1982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马克·富勒也提出，意见市场应当像其他任何产品市场一样对待，管制者的指导原则应当是促进竞争和使消费者福利最大化。意见市场隐喻的这种解释与传播产业依据于流行的新古典假设的广泛的放松管制(deregulation)是一致的。

当然，意见市场的这两层涵义也可以结合起来，追逐意见市场的经济解释所内含的目标也是达致其民主理论解释的目标的最佳途径。因为竞争和消费者满意的最大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个信息充分的市民社会和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社会。但是，经济和民主现实之间的互动并不处于意见市场的经济解释的最终政策目标的中心地位，它们仍然是有区别的。1974年以来的趋势表明，FCC这个担负着独特管理责任的政府部门，越来越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传统的经济管理机构，因而它增加了对效率、竞争和消费者满意的注意度，同样它也愈加发现放松管制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最好方法。这也说明，FCC处在机构转型中，长期以来它所强调的传播业的独特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已不再是它考虑的焦点。

多样化原则也是主导美国媒介系统和传播政策目标演变的一个基本原则。事实上它可以看作是意见市场这一宽泛的原则的中心组成部分。意见市场隐喻为大多数多样化政策的正当性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样地，多样化原则与竞争一道被视为一个有效运转的意见市场的关键成分。对多样化原则作为政策目标的重视还直接来源于前述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强调的对“来自不同的和敌对的渠道的信息的尽可能最广泛的传布”的传统。

多样化原则不是理论标准而更主要的是一个经验性的可评估的框架，它包括多个组成部分，见图1。图1还显示，来源的多样化可以导致内容的多样化。FCC在很多情况下都通过使所有权多样化来实现内容多样化的目标。而暴露多样化则是从受众接收来考虑的，水平的暴露多样化与受众群体的细分有关，垂直的暴露多样化与受众个体的历时性变化有关。在美国，多样化原则优先体现在电子媒介方面，例如所有权规则和公正条款等。当然它也一样可以应用于印刷、音乐等媒介产业。

来源多样化 —— 内容多样化 —— 暴露多样化

1. 所有权 1. 节目形态 1. 水平的

a. 节目制作 2. 人口统计2. 垂直的

b. 节目播出 3. 意见/观点

2. 劳动力

图1多样化原则的组成部分、子部分及相互关系

多样化原则不同于多样性(variety)，后者是指大量的可获得的频道或内容选择，它的侧重点既包括选择的数量，也包括这些选择按照内容或所有权特征的差异。可见多样性和多样化原则是相关的，但是多样性不能涵盖多样化原则的所有内容。

本地主义原则起源于无线电视的发展。20世纪40年代，美国无线电视呈现出区域分布的地方化和节目形态的多样化，同时收看人数也越来越多，但一些偏远地区的居民仍然无法接收到电视信号，因此FCC在当时设置了一套纲领，旨在希望每个社区至少应有一家电视台，这一规定就是所谓的本地主义。

普遍服务原则基于信息的平等权这样的民主政治概念，其目标是要使所有的美国人，包括居住在乡下及高成本地区的，都能享受先进的电信与信息服务。农村地区得到的服务，必须“适度地比得上”城市。中小**与医院、图书馆等公共机构，都必须配备先进的电信服务。为此FCC规定，市场垄断者必须提供普遍服务，市场上的所有竞争者亦均应对普遍服务有所贡献。

从管制到放松管制：一部产业政策演进史

在传播产业中，广播电视一直被管制着。不管政府控制的程度和形态上有多大差异，人们普遍认同需要对这种媒介进行一些限制。美国的广播电视实行的是许可制模式，以依赖广告支持为特征，政府在节目决策中扮演着一个有限的角色，节目选择主要通过市场因素，即受众的注意度来确定。因而，视听率之外的其他大多数因素，除非是消极的、为本产业所不容的，都可以忽略。值得注意的是，电视业的正在迅猛发展中的全球化是许可制商业模式在世界大多数地方不断运用的直接结果。

广播电视需要政府管制的理由有三：技术需要、经济竞争和社会影响。在技术上，频道的分配、台站数量的控制和技术标准的设立需要政府的介入。在经济方面，资本主义制度赞同政府为平衡竞争各方的利益进行适当的管理。美国联邦政府在反托拉斯法的支持下，通过FCC以限制一个公司所能拥有的台站数目，限制一个公司在一个特殊的市场上的台站数目，以及限制对电视台站与其他媒介如电台、报纸、有限系统等的交叉所有权等手段，促进所有权的多样化和媒介之间的竞争。最后，由于电视的巨大的社会效果，政府也试图影响节目规划。在美国式的许可制系统中，政府不会要求播放某一个节目，但可以鼓励播放某一类型的节目，如儿童教育节目，也可以原则上要求节目工作服务于“公共利益、便利性或必要性”。相应地，台站有权使用频道获得持续的、有时甚至是高额的利润。

在美国，广播电视业在联邦政府一级长期受到严格的管制，而且FCC的规则制定、国会的立法、**的影响、联邦**的判决等都从一开始就在塑造这个产业。虽然赢利动机可能发动了商业广播竞争的引擎，但是联邦政府已经为这种竞争建立了基础性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竞争者的数目和权力。此外，有组织的公众、分散的受众和选民、行业性机构等都对广播电视产业发展产生了不酒店预定度的影响。所以公共政策必须考虑科技的变化、消费者的爱好、经营者的业务状况，以及与意见市场有关的各方面纷纷施加影响的政治现实，平衡各方利益。

美国广播电视管制的法律基础是在广播的“黄金时代”奠定的。虽然经常修修补补，《1934年传播法》迄今为止仍然提供了管制无线电视、无线广播和电信业的基本框架，其中管制广播电视的部分还可追溯到《1927年广播法》。里程碑式的《1996年电信法》给广播、有线电视和电话的管制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是《1934年传播法》的基础部分丝毫无损。《1934年传播法》的关键性内容是：无线电波的公共所有权、FCC的任命和组成、FCC根据公共利益颁发广播执照的权力、规则制定和上诉的程序、禁止事前审查，以及涉及到在大选期间台站使用的管理的315条款等。

在历史上，FCC成功地证明了对广播台站所有权的限制有助于增进公共利益，因为这些限制能够推动所有权的多样化和更有力的竞争。由于频道的更大稀缺性，FCC对电视台的限制比对电台更严格。20世纪30—40年代，美国存在4个全国性电视网：CBS、NBC Red、NBC Blue和DuMont Television。NBC红网与蓝网同属于美国无线电公司(RCA)。根据1941年的连锁广播规则，FCC迫使RCA出售它的两个网络中的一个，于是，实力较弱的NBC蓝网于1943年转手，重组为ABC。1955年，DuMont撤出了电视网的经营，一些原附属于它的重要电视台为ABC所吸纳。ABC逐步取得了与CBS、NBC相抗衡的能力，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

总体看来，美国政府对广播电视所使用的稀缺的频道频率资源的管理很少引起争议，但是联邦政府在促进竞争和负责任的广播方面的角色则总是受到挑剔并处于不断的变迁中。自卡特政府发起了放松管制运动并为里根和布什政府所大力推进之后，联邦政府逐步相信竞争有助于制作出公众最喜欢的节目，从而能最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因而，它的注意力也就集中在减少管制，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阻碍竞争的管制方面。

最近二十年来，美国的广播管制哲学呈现出一个清晰的深思熟虑的转换的轨迹。FCC不再推行对节目的总体上的和特别的控制，而是简明地采纳了一个“放松管制”的政策，推动追逐利润的公司之间的竞争，使之成为节目决策的决定因素。为了大力支持放松管制，对广播台站在公共利益方面的要求，已经等同于播送流行的，因而也是在商业上成功的节目。

放松管制的表现之一，是所有权规则的变化。

根据《1996年电信法》，在全国性市场上，个人、公司、社团可拥有的无线电视台的数目，其累计收视率不得超过全美国电视用户的35%。以前则限制在全美国电视用户的25%和最多12家电视台，1985年之前更限制在最多7家电视台。

《1996年电信法》还废除了长期存在的广播电视网对有线电视系统的交叉所有权的限制。它同较早的国会立法一道，消除了对电话公司进入有限电视市场的限制。

为了避免所有权的高度集中，全国性的所有权的限制也许是必须的，但是在地方性市场上，限制则是基本的，即在每个市场只能拥有一家台站。因为大多数美国地方市场有5家或更少的电视台，如果在一个市场上可以拥有超过一家的电视台，肯定不利于竞争。

此外，报纸/广播交叉所有权规仍限制电视台的所有者在同一市场购买报纸，因为地方报纸常常是广告份额的最大竞争者。当然这种限制更主要地不是为了促进社区舆论的多样化，而是为了减少价格固定的可能性。这一规则直到1975年才确立，这时报社已在许多市场上建立了电视台，但在此以后的报纸/广播合并一律不被许可。默多克在发起Fox电视网之前购买了5家电视台，结果在两个他同时拥有报纸和电视台的市场上，被迫出售其中之一，他选择了出售《纽约邮报》和波士顿电视台。只不过后来默多克因FCC的弃权(不行使权力)而重新购回了《纽约邮报》，以免这份报纸**。

最后，《1996年电信法》也取消了长期存在的对同一市场上电视台和电台进行新的合并的禁令。它同样也许可广播台站拥有有线系统，但不能与台站在同一市场上。

放松管制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开放竞争。

从传统的角度来看，受管制的载体不得在未受管制的市场内竞争，以免它们滥用其受管制的业务所享有的垄断地位。过去禁止电话公司跨媒介经营有线电视系统，其主旨即是使有线电视能作为一个独立产业发展，避免电话公司无限膨胀，终至垄断所有进出用户终端的各种通信业务。但是用政策来保持某一产业，使其免受另一产业的竞争，并且创造条件，鼓励效率高、敢创新的公司进入市场，这还只是中期目标。有效的竞争政策的终极目标，乃是为消费者创造福利。过去为规范个别产业而设置的旧架构，虽然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到了这些产业，如电视、电信、电脑等进行汇流的时候，旧构架却可能成为向自由竞争转换进程中的绊脚石。

近几年来，美国国会试图将管制降到最低程度，以消除阻碍自由竞争的障碍，重组传播通信产业，给意欲进入某一市场的商家提供公平的机遇，使其参与竞争。1992年，国会曾尝试取消保护有线电视的一些法规。1994年，国会试图废止跨媒介经营的法规限制。而赋予电话公司在其营业区内销售视频节目的权力，则是通过1996年电信改革法案的主要动力。《1996年电信法》允许电话公司在其营业区内，选择多项视频服务。电话公司既可以选择经营无线通信，也可以选择经营公共载体(Common Carrier)，还可以申请有线电视经营特许，或经营开放式视频系统(OVS， Open Video System)。这些选择，尤其是OVS，有助于打开通向多样化的大门。

根据这部电信法，有线电视系统无须申请特许，就可以运营电话业务。但电话公司和有线电视系统，在其各自的营业区内，相互之间的投资额不得超过一家公司的10%。维持一些管制规则也是为了防止垄断，促进竞争。例如保持有线网络对所有信息供应者开放的方法之一，就是限制垂直整合。《1992年有线电视法》及FCC依此法制定的实施细则，都规定有线电视系统持频道股份不得超过40%。

FCC对电视网的控制以前也较为严格。在1941年的连锁广播规则中，FCC禁止台/网合约强迫附属台站传送任何指定节目，这一条至今仍然有效。70年代，FCC还通过实施黄金时间接近规则(PTAR)和网络财务与辛迪加规则(the Fin?Syn Rules)限制网络的权力。前者规定在黄金时间，网营台和网属台要拿出半个小时播送非网络节目，后者限制网络拥有自己的节目及参与美国的节目辛迪加。这些规则促进了独立制作公司的发展，保护了好莱坞这样的节目制作簇群的繁荣。1995年，FCC认为已不再需要它们来促进节目竞争，这两个规则均被废止，随之也导致了媒介业大量水平和垂直整合的复兴。

放松管制的后果之一，是兼并浪潮的再度兴起。

过去，竞争主要局限在三大电视网、附属台及一小部分独立台之间。20世纪80年代，当有线电视和独立广播电视台迅速增长时，FCC认为竞争的增加已经减少了对限制的需求。1985年，对台站所有权数目的放宽带来了台站买卖的大量增加。在两年之内，三大电视网或者更新了所有权(Capital Cities/ABC、NBC)，或者更新了**权(CBS)。而网络或台站交易价格的攀升也带来了对削减成本和增加利润的巨大压力，结果虽然收视率在下降，广告费率却在上升，人员也在大量裁减。

《1996年电信法》导致了相似的结果。由于预期法律可获得通过，两大电视网被兼并(ABC/Disney、CBS/Westinghouse)，媒介巨人时代华纳则与特纳广播系统合并。法律通过后，台站交易再度活跃起来，价格也急剧攀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假以机会，大企业常常会变得更大，形成“马太效应”，电视业也不例外。

信息革命、全球化与世纪的美国国家利益美国传播产业政策从管制走向放松管制，实质上有力地因应了美国传播产业的成长。管制，是为了扶持相关产业；放松管制，是为了在产业发展已达到一定的规模的时候，开放竞争，实现种种经济、政治目标，并提高美国传播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

当前，美国的国家传播政策目标，是建立有效的、普遍的、为所有的人所共用的“国家信息基础结构”(NII)，使之有更可靠的系统服务，并保护隐私权和著作权，促进政府的信息传播，以及确保美国在国际上的利益。在全部传播政策中，虽然没有明言要重建美国的世界**地位，但这却是美国政府的明确目标。电讯传播领域的**、统帅地位，不仅使美国经济处于竞争优势，保持其竞争力，而且巩固了美国工业，使之在国际电信市场稳居龙头地位。美国自从丧失了机器制造业的国际**地位以后，就一直在孜孜寻求另一个经济制高领域。在信息时代，美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主导权。

为了确保和加速这些目标的实现，美国传播产业政策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因此其对于各种超大规模的传播企业的垄断性质的界定，就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灵活性。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和1914年的《克莱顿法》，明确禁止操纵市场结构、价格歧视、搭配销售等垄断行为。虽然以放松管制为特征的《1996年电信法》并未干扰司法部的反托拉斯法的权限。根据惯例，各传播通信产业，或者因为具有公共载体地位，或是持受管制执照、特许经营者，豁免了大部分反托拉斯法的规定。

事实上，对垄断市场和竞争市场效率的评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很难把握的问题，而这正好为政府实施适当的干预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从理论上说，尽管有很多人认为在规范的西方经济学中已经解决了完全垄断和完全竞争市场的效率评判问题，然而由于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关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与现实市场状况相去甚远，因此在西方学术界也有不少人认为，垄断代替竞争并不一定意味着效率的损失。在实际生活中，对垄断企业的界定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经济学上也都存在分歧。仅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看，是否形成市场垄断的依据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是企业的市场占有份额，其二是进入市场的自由程度。然而，这两方面在实际生活中都很难明确界定。企业的市场份额大小取决于市场划分的标准和市场范围，市场划分得越细，市场范围越小，企业垄断的可能程度就越大。例如，一个企业在广播电视市场中占有的份额可能并不大，但有可能它在卫星直播电视市场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又如，一张报纸在某一地区可能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但在一国同类市场中份额就会相对下降，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可能低得微不足道。由此可见，市场效率不是一个静态的和封闭的概念，在竞争和垄断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模糊地带。特别是在高新技术突飞猛进和经济全球化大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政府可以从整体经济发展战略和全球竞争战略出发，动态地考察市场效率问题，从而有选择地、灵活地实施反垄断法，达到既维持一定的市场秩序有引导企业决胜于全球竞争的目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就不难理解美国政府对微软和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不同态度。微软已垄断了全球个人电脑软件市场90%以上的份额，确立了全球竞争优势，即使它被肢解，它已占据的全球市场份额也只是在美国企业之间进行重新分配，从而无损于美国在全球软件行业的垄断地位。在这一点上美国对待电信业的态度与此有几分相似。从亚历山大·贝尔于1876年发明电话并取得专利权开始了17年的垄断至今，电信服务已有120多年的历史。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在20世纪上半叶确立了自己在市场上的支配性地位，也一直承受着要求其解体的压力。1956年，美国政府要求ATT不得进入新型电子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市场。1984年，ATT与政府部门签署了新的协议案，正式瓦解。根据协议案的内容，ATT从7家区域贝尔电话公司中分离出来，拥有了长途电话的经营权，并且可以自由地进入新的服务市场。而那些分散在各地区的区域电话公司则继续受到各种法规的限制，其中包括继续奉行限制提供信息服务的长期政策。这些政策同样不影响美国倡导的国际电信产业自由化和ATT及贝尔区域运作公司等在世界各地的分散经营。

而AOL—时代华纳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虽然美国舆论对AOL与时代华纳的购并并未满堂喝彩。有的参议员指出，这类公司的过分集中将妨碍竞争，美国消费者联盟也持不赞成态度。但是对这种垂直整合的宽容是为了确保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在线服务和内容产品市场上继续领先于欧洲和日本。例如目前全世界的电视市场可以分为四个层级。在全球性市场，美国的视听节目和全球性频道如CNN、MTV等占据了主宰地位。其他国家和非美国公司只能在区域性、全国性、地方性市场上分得一杯羹。

按照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的看法，目前的信息革命所遵循的就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轨道，也就是15世纪印刷革命的轨道。在1450年德国的谷登堡改进了印刷术之后，立即造就了一个新的史无前例的信息技术专家阶级：印刷业巨头，就像主要的计算机和软件巨子一样广受尊崇。而到1580年左右，这种印刷商已成为普通工匠，取而代之的是现在所称的出版商。人们的注意力不再放在信息技术的“技术”上，而是放在信息技术的“信息”上。〔5〕可见美国的传播产业发展的策略是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信息”上继续独占全球市场。至于具体采用何种手段则视情况而定。只有当一个产业在全球处于优势时，它才这样考虑国内市场的多样化和竞争产生的效率问题；而当该产业面临巨大的全球竞争压力时，它则更注重对外竞争的规模效应。

我们说，尽管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一个不那么精确的概念，但是，在全球化时代，美国清楚地表明，要利用其强大的实力，维持当前的国际秩序，防止**成为可以与其他抗衡的国家，侵蚀传统的国家**边界，以及兜售美国的民主政治、生活方式和价值观。〔6〕在这当中，美国的影视文化等软权力资源正在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影响力。美国的传播产业作为这些软权力资源的载体或内容，正在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急先锋，到处挑战民族国家的文化安全。对此，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

透过本文，我们得到的简短的结论是：(1)传媒产业政策受制于一系列目标：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文化的。(2)在美国，越来越多地运用经济杠杆，把传播产业视为一种非特殊的产业，解除垄断，放松管制，促进竞争，鼓励融合。(3)以上目的的根本在于，使美国继续保持更大的优势，形成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单极世界，形成美国传播产业在全球市场的霸权地位。(4)我们正面临一个新课题，即传播产业政策如何因应国情，又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国内促进竞争，而在国际上形成规模，并且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利益。

作者：暨南大学新闻学系